高峰期要挤进地铁还是要花很多力气的。因为到张江科技园区上班的人流使得二号线成为上海最为拥挤的地铁线路。

早上从徐家汇坐一号线地铁，到人民广场站换乘二号地铁站，由于拥挤，等到第三班列车来才挤上车厢。总共耗时近两个半小时，才到达上海东方医院。这个时间，在10月份以后可以坐火车从上海到杭州几乎可以打两个来回。

当一位83岁的下肢动脉硬化症病人把着拐杖，站在我面前描述他一早坐地铁的艰难经历时，我彻底地自责了。

老人是一位离休干部，因为下肢动脉狭窄有间歇性跛行症状。第一次来东方医院看病，也是第一次坐地铁。“没想到地铁这么拥挤，还没有座位。不过总算还是到了医院！”

我赶紧叫小何医生给老人做检查，一路绿色通道。

老人回家后，给我发了一条很长的手机感谢短信，最后署名：您忠诚的病人David。

我想，还有什么理由不做一名好医生呢？

上海东方医院的白大褂是不错的，模仿德国医院。其立领的设计别具风格。不过美中不足的是：东方人的脖子普遍较短，驼背的也居多，穿上立领白大褂看上去感觉脑袋直接搁在肩膀上，有点怪怪的。另外，立领白大褂也不适合打领带。

日本东京大学医院的医院的白大褂很特别，是双排扣的。面料非常挺括厚重，大开领，穿在身上确实有一种威重感。不过，穿上去总觉得像宪兵，缺乏温馨感。

美国医院的白大褂设计最为合理。白大褂面料厚且挺括，而且在腰上两边巧妙地设计了两个暗口，这样医生可以方便地从裤袋里取东西而不影响到形象。国内只有浙江邵逸夫医院采用此款白大褂。

国内大部分医院的白大褂，基本上和做早点炸油条的师傅穿的白大褂同出一辙。面料往往很差，皱巴巴的占多。如果是个实习生或年轻医生，白大褂上往往还有斑斑墨迹或血迹。过去医生腰上的手机或呼机一响，不雅动作就难以避免：得把长长的白大褂往上高高地撩到腰部，才能摸出手机或呼机。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也不例外。有的还保留了传统的抛袖设计，可能是防止袖子里的细菌跑出来吧。

医生一定是穿白大褂的，穿白大褂的却不一定是医生。

某种程度上，白大褂的好坏，有关医生的职业尊严。

不讲究露几颗牙齿，不需要浓妆淡抹，就是那么好看。

因为好看，两位被病痛折磨了多时的病人和家属，在手术后决意要求我把笑容传到网上，而且反复强调：“不要打上马赛克！”

容易理解，这种笑容对家属来讲是久违和难能可贵的。胸主动脉夹层的病人是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而髂动脉闭塞的84岁老太太在上海其他三甲医院治疗失败，后来经过3小时的介入，又保住了一条腿。

赶紧上传照片....自己反复看了几次...果然很受感染！ 

祥林嫂在失去爱子后，忽然感到自己不被人需要，命运悲惨也在所难免。

我的幸运在于，还有人需要我。

需要我的人，眼睛里都是信任、期盼和感激，这是我快乐的源泉。

周一，无论是上午的专家门诊或是下午的特需门诊，虽然忙碌得无法歇口气，但无怨无悔。因为，自己被强烈地被需要着。

这种被需要的感觉让我乐此不疲。

但是，如果哪天不被病人需要，我会远离手术室，决不留恋。

可是，今天我破例动用了权力，给一位血管病人插了队，让她提前住了院。

给她插队，是因为他的儿子。

这位中年妇女在年初患了血管疾病，足部起了溃烂。由于当地医疗条件受限，得不到专业的治疗，病情一直在进展。她几乎丧失了就医的勇气。

他的儿子，这位20岁左右、家境并不富裕的在读学生，到处寻找治疗母亲疾病的信息。最后他通过《好大夫在线》找到血管外科。不断地和医生沟通，不断地鼓励母亲就医。终于在两周前的门诊，母子俩站在了我面前。

儿子对医生很尊敬，对母亲更是呵护有加。检查的时候，下蹲俯身帮助母亲脱掉袜子。检查完毕，帮助母亲穿上袜子。听说住院排队要三个多月，可把小伙子急了。

我笑了，说：“小伙子这么孝顺，很不错。就给你开个后门吧！”

就这样，他母亲就顺利插队住进病房。

百善孝为先。如果一个人对父母都没有爱，会指望他（她）对他的爱人、周围的朋友有爱吗？而孝，似乎与学历、头衔、收入、年龄并无关联。相关的却是所在家庭的文化。从这个年轻人的身上，也看到这位母亲的光辉。

虽然插队有不正当、不公平的嫌疑。

可没办法，在我身上，感性的力量太大。

不过，晚餐前从业务院长那里了解到：血管外科在上半年，考核指标完成情况和去年同期对比增长速度在全院是最好最快的。我心里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值得骄傲，因为没有同事们的支持，一切皆没可能。（李宁可能不同意，呵呵）

首先要感 谢胡海教授，这位中国微创外科界传奇式人物，他在腹腔镜胆囊手术方面不断钻研，不断创新，时时给了我很多启发。一位曾经接受过胡海的隐瘢痕手术的商界名人**曾经开玩笑说过：中国腹腔镜胆囊手术只有两个术式：（1）胡海腹腔镜胆囊手术；（2）非胡海腹腔镜胆囊手术。也难怪， 胡海 教授的腹腔镜手术数量占了全院总手术量的五分之一多，成为上海东方医院的一大特色专科品牌。

还要感 谢陈明教授，这位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曾经在国内最先开展多普勒超声能量图的研究，并制造出我国第一台多普勒超声能量图初级产品；在国内最先将负荷超声应用到肺动脉循环的诊断中；自制超声减影技术、自制彩色多普勒血流谱线分析技术等。他为血管超声室的建立花费了不少心血。血管外科病人能够快速完成血管超声检查，可有他的功劳。

还要感谢导管室、手术室、炫速CT室、门诊部、特诊部。。。的同事们。

当然，还要感谢刘中民院长给我们快马加鞭。

也感谢孟馥书记关注我们的幸福指数。

都发生在骨科手术后，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最后死于肺栓塞，过程惊人地相似。

“肺栓塞”，这个过去一直被中国骨科医生忽略的病症，被国外的医学界称为“Silent killer”----- 沉寂的杀手

骨科手术后，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DVT）的病人并不少。部分患者一旦血栓脱落，顺静脉血流上行，堵塞肺动脉。大面积肺栓塞的病人往往在数分钟内迅速死亡，来不及抢救。

在经历了许多教训后，中国的骨科专家们开始接受DVT和肺栓塞的事实。

北京积水潭医院骨科的临床研究表明：在2005~2006年间下肢骨折患者398例中确诊DVT的患者共56例，占四分之一。髋关节置换手术的DVT发生率高达50%左右。 

而这个在中国最早的相关研究，却足足落后了欧美国家20多年。20年期间，又有多少中国骨科手术病人的无辜生命被肺栓塞夺去啊！ 

就在今天，又有一位病人的故事。

这位病人在关节置换手术后下肢水肿，她和家人通过网络的知识怀疑得了深静脉血栓。但是给她手术的**医院骨科大专家坚决认为不是血栓，而且拒绝病人提出做血管超声排除静脉血栓的要求。结果病人拖延一个月后，才在另外一家医院诊断为深静脉血栓。 

感叹这位中国专家的固执之余，想起一位美国骨科医生的话：在美国，如果在关节置换手术期没有采取预防措施而发生肺栓塞的话，医生将有可能被送入牢房。 

个别中国医生的固执，有时候真的很可怕。

久闻Sven的大名，在国际血管介入界颇有名气和地位。本来周五要来上海东方医院访问的计划由于航班的关系被临时取消。不过幸运的是在欢迎晚宴上，和我邻座的就是Sven。

两天的接触，听了他的两场报告，两场手术演示，就成了他的粉丝。

据说，在中国血管外科界有许多他的粉丝。他把介入技术拨弄得出神入化，似乎那些导管导丝在他手里就像孙悟空的金箍棒，变幻莫测。

在德国，越来越多的血管外科病人接受介入治疗，而他，却是一位心脏科医生。

我疑惑地问：“这样发展下去，你认为血管外科医生会失业吗？”

“如果血管外科医生不愿意掌握介入技术，那答案是肯定的。”

他回答道，脸上又露出男孩般灿烂的笑容。

我决定，去德国拜访他。

但我坚决不加号。因为看病是件严肃的事情，不能匆匆忙忙。如果必须几分钟打发一位病人，那就对不住Smile医生的称号，也是对所有病人的不负责。

常常得开设一些“临时门诊”来弥补我的固执。重病号、长途跋涉来上海的患者、当然还包括领导和同事托来的熟人，就成了“临时门诊”的病号。

查房后、手术前的空隙时间是在办公室看“临时门诊”最好的时段。

今天，医院职工的一位邻居来看“临时门诊”。病人告诉我，多家医院检查发现他的桡动脉脉搏消失了，属“无脉症”。看了他的病历，知道他的右锁骨下动脉开口有狭窄，右手臂测量的血压明显低。几家医院的医生都建议他马上住院做介入治疗。

所以，病人一来就要我帮忙收住进医院尽早做介入。

不过，我得必须先检查一下病人。

给病人摸摸脉搏，结果发现：“消失的脉搏”又回来了，跳得还挺有力！

我说：“不用住院了。”

病人一脸地惊讶：“怎么可能呢？我自己每天摸脉搏也没摸到啊！”

他疑惑地再次摸自己的脉搏，突然大笑了起来：“真的有脉搏了！真是遇到神医了！这下子可好，免了我手术之苦和精神上的折磨。”

呵呵，我当然不是神医。“消失的脉搏”回来有很多原因，如侧枝动脉建立、狭窄处动脉血栓溶解、斑块脱落到其他手臂分支等。

病人和陪同他看病的妻子仍坚信我是神医。这就是临时门诊遇到的开心事之一：“被神医”。

至于不少病人硬要塞300元的挂号费给我，一律婉拒。婉拒不掉，就捐给东方爱心基金。

对我来讲，临时门诊给我带来的开心和愉悦，是无价的。